他的邀函，召来中国一冶千人南下；四次坐滑，拼出“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他拒绝“市长”头衔：“我就是个大工地主任”等基建改革促成中国土地第一拍

邓小平、万里、谷牧为他撑腰，深圳速度从这里响彻全国

人物介绍

罗昌仁，出生成长于上海极司菲尔路（现万航渡路），早年参加新四军。长期在中央冶金部系统从事重工业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任广东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同年6月南下深圳，进入深圳市委领导班子担任市委书记、后改任市委常委、副市长，成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第一代核心领导人物。后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后改为五矿香港）担任董事长，邓小平女婿吴建常为总经理。

邓小平视察深圳时与罗昌仁市长（右一）亲切握手。

一封邀函，千人南下

1980年8月底，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罗昌仁亲笔致函第一冶金建设公司（中国一冶），邀请其南下参与特区建设。中央冶金部出身的他，深知这支队伍的实力。次年3月，上千人登上南下列车，在雨季前完成排洪方沟，为特区全面开工奠定基础。

在罗昌仁的支持下，中建三局总结了经验教训，继续进行技术攻关，在连续失败三次后，第四次滑模最终成功。国贸大厦主体标准层的施工从最开始的7天一层，提高到5天一层、4天一层，最终创造了3天一层的空前高速。从此以后，“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传遍大江南北。

1980年6月：一列南下的火车

1980年6月12日，广东省委作出决定：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吴南生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罗昌仁任市委书记；贾华任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罗昌仁与吴南生同乘火车来到深圳。车窗外荒山野岭，零落炊烟；下了车，从东门到市委只有泥巴路，两边全是稻田。

这位来自中央冶金部系统的建设者，带着大型工程管理的深厚积累，接下深圳“头号硬任务”——主管城建。他给自己定位：“你别喊我市长，我就是个大工地主任。” 。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前排左三）到深圳时，罗昌仁市长（前排左二）向他介绍深圳规划情况。

分管对外开放工作的谷牧总理（右三）视察深圳，在罗昌仁（右二）的陪同下视察工地。主管特区工作的谷牧副总理专程到深圳视察。罗昌仁和市规划局的同志去北京寻求中央援助时，谷牧当即拍板：建设部负责组织力量支援特区，中规院迅速组织规划力量南下。正是在这一决策下，深圳的“带状组团式”城市格局，有了全国顶尖规划专家的智力加持。

第一场硬仗：治水、搬山，挖出特区第一桶金

到任不足两个月，暴雨将深圳淹没。吴南生卷起裤腿蹚水找到罗昌仁：“老罗，你一定要把水治住，否则还怎么建设特区？”

罗昌仁接下任务。他决定在布吉河上游修蓄洪区，在建设路北端路基下开凿巨型排洪渠，并将一条臭水沟改造为排水渠——这就是今天的新园路。从此罗湖基本无涝灾。

治水之后是搬山。罗昌仁在武钢时见过为建厂搬三座山。他借鉴经验，制订挖填土石方平衡方案，指挥“搬山战役”。历时一年，90余万立方米土石将0.8平方公里土地平均填高1米多，形成1.3平方公里黄金地段。

在吴南生同志的主持与参与下，深圳房地产公司副经理骆锦星与香港房地产商洽谈的外向型房地产项目，采用了合作建房和收取土地费的方式，签约建成了包括国商、友谊等14家大型楼盘项目，约有40栋20至30层高的商厦和住宅楼宇耸立在新开发的罗湖片区。这一项目我方收益约为15亿港元左右——这是深圳经济特区收取的外资“第一桶金”。

治水移山为深圳开辟了黄金发展地段。

缘起：罗昌仁最深刻的记忆——“国家对深圳的投资，只有百分之一点几”

1980年那场暴雨过后，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叫来工程师估算“五通一平”成本，发现第一期开发4平方公里就需要投资近20亿元，加上根治罗湖水患的资金，对当时的特区简直是天文数字。吴南生感叹：“我的脑袋简直被压扁了。”主管基建的深圳市长罗昌仁则留下一句刻骨铭心的回忆：

“国家对深圳的投资，当时只有百分之二，现在算来只有百分之一点几。”

钱从哪里来？香港给了深圳答案——香港财政收益三成以上来自土地拍卖。于是深圳人想到了用土地换资金。1980年与香港妙丽集团合作，深圳出地、妙丽出资，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108套房一次售罄。此后，深圳定下原则：多层建筑深圳得80%利润，高层建筑得70%利润。用骆锦星的话说，这个小区是住房商品化、按揭贷款、物业管理的起点。1981年竣工入住时，中国第一个物业管理公司在此诞生。

邓小平来深圳视察时，登上了罗湖小区国际商业大厦的顶楼，彭真等中央领导也来看过，都对这种方式表示认可。中共高层的认可给深圳“壮了胆”。

制度破冰：全国第一份“奖罚合同”

1981年，在建设热潮中，骆锦星向市政府提议：要学习香港的办法，基建工程不要“拉郎配”，要“招投标”。这正好符合了周鼎和罗昌仁当时“试图打破旧的基本建设体制对工程任务的垄断，引来竞争机制”的想法。罗昌仁很高兴地对骆锦星说：“你提出的办法好，看谁的工程造价低，工期短就给谁做。”

基建工作最早的招投标从国商大厦开始。在18家审查合格的竞标单位中，最终夺标的是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双方签下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份合同条款：提前竣工一天，奖励港币一万元，奖金不封顶。在激励下，该公司从开始的25天一层楼，逐渐缩短到8天一层楼，比合同工期提前94天圆满竣工，拿到了94万港元的奖金，皆大欢喜。

竞争性招投标的改革之风，由此吹遍全国。

“图上有一条干一条”：周鼎与罗昌仁的道路大会战

1981年春天，深圳由正地级市提为副省级市，吴南生的班子要全部回到省里去。尽管罗昌仁那时还挂着省建委副主任的头衔，但新的市委书记兼市长对他说：“你是基建行家，不要回去。”于是罗昌仁一个人留了下来，担任主管基建的副市长。

这时，担任过广州市委工业书记的周鼎来了，担任市委副书记的同时，兼管城市规划和基建工作。他一来就问罗昌仁：“城市有没有规划？”

罗昌仁把深圳市规划图给他看——规划图是由国内108位专家制订、最后由吴南生同志敲定报批的，罗昌仁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规划。”周鼎说：“既然规划可行，那就要按照去做，否则就是纸上谈兵。”他指着规划图纸说：“凡是图上有的道路都应该干起来。”罗昌仁问道：“这些路还都是画在纸上的，应该先干哪几条？”不料周鼎毅然地说：“我想一下子把它们都干起来，图上有一条干一条。”

就这样，深圳特区大规模的道路基建之战全面打响。道路基建让城市活力快速流动。

批地例会与工业区建设：浓缩审批程序的“集成电路”

为了适应特区的需要，创造深圳速度，深圳市政府创造了一种 “批地例会” ，将繁复的基建审批程序，浓缩进一个 “集成电路” ，集中进行可行性论证。这样的例会，罗昌仁先后召集、主持过27次，共计批准上马的项目超过1500项。

深圳建的第一个工业区是上步工业区，选址主要考虑了交通因素。在此鼓励下，深圳又修了八卦岭工业区、清水河物流区等等。为了与工业区配套，又在它附近修了若干住宅区。

这时候，为了加快速度，基建项目用地享受了“特殊待遇”。以前从论证到竣工验收需要五六年时间的程序，用一种新的形式完成了：申请单位向各个部门送材料，然后集中起来开会。

城区面积从老城区的0.24平方公里骤扩至38.5平方公里，且全国首创电线全部走地下。

特区大规划：“带状组团式”与“花园城市”

深圳东西长50余公里，南北平均宽仅6公里多，不能走单中心向外辐射的老路。罗昌仁主导，与国际规划大师共同确立“带状组团式”城市结构。

为了跟上国际水平，罗昌仁市长聘请了许多大师担任深圳规划委员会的委员：贝聿铭、英国的瓦特·鲍尔、日本的日立端、新加坡的陈青松、澳大利亚的约翰·吉尔克里思和中国香港的薛凤旋等。同时，周干峙、吴良镛、陈占祥、袁镜身、邹德慈、任震英、龚德顺、陈世民、杨云等国内顶尖专家也被邀请参加深圳的规划工作。

罗昌仁与新加坡李光耀：深南大道与新加坡“花园城市”的启蒙之旅

深圳与新加坡李光耀的缘分，可以追溯到特区初创时期。

1983年底，时任深圳市市长梁湘率队赴新加坡考察，罗昌仁作为主管基建是考察团的核心成员之一。彼时的深圳，还是一个不足30万人口的新兴小城，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几乎从零开始。而新加坡虽然同样是袖珍城市，却马路宽阔畅通、路边绿化带草木葱茏，城市交通和通讯设施高度发达，给考察团带来了巨大震撼。

罗昌仁对新加坡的交通和城市规划尤为关注。作为主管基建的市长，他从专业角度审视了新加坡的城市道路系统、绿化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模式，深感深圳必须在城市规划上超前布局，才能避免日后推倒重来的巨大成本。

考察归来后，梁湘和罗昌仁带回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在深南大道两侧各留出30米宽的绿化带，并在道路中间的绿化带中预留16米宽幅，以备今后修建城市轻轨。这个决策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干部质疑：“深圳才多少人？搞这么宽的路做什么？”

但罗昌仁和梁湘顶住了压力。罗昌仁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城市建设不能只考虑眼前，要为子孙后代留足空间。”正是这份远见，成就了日后被誉为 “中国第一景观大道”的深南大道，也铸就了这座城市 “城在绿中，绿在城中”的生态底色。

这次考察，让新加坡成为深圳初创时期主要学习借鉴的国际榜样之一。从1985年起，李光耀多次访问深圳，并评价说：“中国不能没有深圳，深圳是中国改革的试验田，深圳的试验取得成功，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得通。”

新加坡顾问带来李光耀“花园城市”核心理念，推动深圳强制推行行道树与绿化隔离带。吴良镛的“人居环境科学”与深圳“组团式”结构高度契合，以人的全面需求为规划核心。

“深圳速度”诞生：国贸大厦与滑模技术的抉择

治水移山为深圳开辟了黄金发展地段，道路基建让城市活力快速流动，而地标性建筑国贸大厦的横空出世，则让深圳的发展举世瞩目，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但大多数人只看到国贸大厦的荣耀时刻，只有少部分人才知道背后的艰辛与惊险。

国贸大厦建设的甲方单位是以基建工程兵为主要骨干的深圳物业集团，基坑土方工程指定基建工程兵负责施工，主体建设则是中建三局一公司中标施工。1982年5月，大厦开始破土动工；1983年5月开始主体施工。为了满足快速建设深圳的需要，三局决定在国贸大厦的施工中使用滑模技术。滑模技术此前只在烟囱、冷却塔等工程上运用过，在国贸大厦这样的大型超高层建筑工程应用，国际上尚属首例。所以对于大规模应用滑模技术，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

在国贸大厦建设到第四、五层时，突然发生了大面积混凝土拉裂拉空现象，事态十分严重。原本就反对应用滑模技术的人更是借题发挥，愈加指责。

停止还是继续？

此时在罗昌仁这位主管基建的市长面前有两个选择：

一是按照常规的方法施工，虽然工期可能延后，但发生问题的概率小，比较稳妥；

二是继续支持滑模技术，但一旦发生问题，自己就要承担决策失误的重大责任，比较冒险。罗昌仁选择了后者。

事实证明，这是一次足以改变深圳历史的决策。

在罗昌仁的支持下，中建三局总结了经验教训，成立了两个工程技术组——一个专门负责质量处理，另一个从事滑模技术攻关。不久就找到了拉裂的原因：对于大面积、大灌入量的混凝土，必须同时同步浇灌和上顶（千斤顶）滑升，才能保证施工质量。为此，他们引进了大容量的混凝土高压输送泵。

第一次试滑，失败。罗昌仁二话不说赶赴工地，决定继续。

第二次试滑，失败。压力铺天盖地。罗昌仁依然坚持。

第三次试滑，失败。他再次到场：继续。

1983年9月18日21时，第四次试滑——成功！

国贸大厦主体标准层的施工从最开始的7天一层，提高到5天一层、4天一层，最终创造了3天一层的空前高速。从此以后，“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传遍大江南北。

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50层的地面主楼工程就封顶了。顶上又造了一个直径为26米的直升机停机坪以及6米宽的旋转餐厅。这座连地下一共53层、高160米的“神州第一楼”，成了“深圳速度”最闪亮的名片之一。国贸的建成也促使了引入中国第一批的香格里拉酒店。

中央高层关注：邓小平两次南巡，万里、谷牧一线撑腰

1981年4月14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视察深圳。面对刚刚起步、争议不断的经济特区，万里当场掷地有声：

“办特区，允许你们创新，允许你们犯错误。办特区的目的，就是要用特殊的政策、特殊的办法，促进经济的发展。”

这句话，在当时深圳干部中间广为流传。这句“允许犯错误”，就是给他在国贸大厦四次试滑、在全国率先搞招投标制度时的定心丸——有中央领导撑腰，才有了“不管别人说什么，我继续试”的底气。

如果说万里的支持是精神上的“松绑”，那么谷牧就是深圳基建最直接的“后盾”。

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南巡。他登上了20层的国商大厦顶层，举目遥望，看见由于实施他的改革开放政策和设立特区的措施，深圳经济特区已经迅速崛起，成为一座极具活力的新兴现代化城市。在视察湖心花园大厦时，邓小平首次公开提出“深圳速度”的概念。随后，他为深圳题词：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

这句话，是对罗昌仁等所有特区建设者最高的褒奖。

邓小平还承诺：等国贸大厦建成后，一定要上去看看。

1992年1月20日，邓小平第二次南巡。他终于站上这座中国第一高楼的顶楼旋转餐厅，发表了长达45分钟的重要讲话，激动地说：

“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深圳的经验就是敢闯。”

这一天，南方谈话的许多核心精神从这里传向全国。罗昌仁主导的“三天一层楼”，成为邓小平改革精神最坚实的注脚。

李瑞环、乔石同志曾多次视察深圳与罗昌仁市长交流，1998年1月27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乔石视察深圳时强调要继续开拓进取，大胆探索；2002年初他再度来到深圳，充分肯定特区在新世纪取得的成绩。李瑞环同志也于1990年视察深圳。中央领导对特区“敢闯敢试”的持续支持，是罗昌仁那一代建设者最有力的后盾。

罗湖口岸联检大楼开幕：香港合和中国发展有限公司和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合作

香港合和中国发展有限公司和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合作兴建深圳罗湖联检大楼与火车站。图为罗昌仁市长（后排右）、香港代表胡应湘（前排右）和深圳代表孙凯风（前排左）在深圳参加签字仪式。

1985年6月，深圳火车站联检大楼（罗湖口岸联检大楼）竣工启用。这座12层的大楼是中国最早实行联检的口岸之一，它的建成，将罗湖口岸的通关能力从每天几千人提升到数万人，为深圳的对外开放打通了“南大门”。

大楼的投资方是香港合和实业董事总经理胡应湘。1982年，他应深圳市市长梁湘邀请首次来到深圳，因提着梁湘所赠的南山荔枝在罗湖桥排队两个多小时过关，萌生了兴建现代化联检大楼的想法。1983年签约，1985年落成——从构想到落地仅用三年。

时任深圳市长、主管基建的罗昌仁，是这一项目的直接对接人。他坚持“特事特办”，在审批和协调中一路绿灯。1985年6月，联检大楼开幕典礼上，罗昌仁与胡应湘并肩而立。这张珍贵的合影，定格了两位“深圳速度”推动者的历史握手——一位是特区基建的“大工地主任”，一位是港资基建的先驱。两人共同见证的，不仅是口岸大楼的落成，更是深圳打破封闭、拥抱世界的决心。

此后，胡应湘还投资了皇岗口岸、广深高速公路、沙角电厂等项目，对珠三角基建总投资超过500亿元人民币。

中国土地“第一拍”：从“金饭碗讨饭”到石破天惊的一槌

改革开放后，深圳虽然城市建设轰轰烈烈，但资金问题始终如剑悬在头顶。1985年，市政府向银行举债6.5亿元，每年要还利息5000万元，而当年土地使用费收入仅1200万元。土地行政划拨、无偿无限期使用的旧体制，导致政府承担巨额开发费用却无法回笼资金，开发越多，财政压力越大。

到1986年底，全市有偿出让的土地仅占已出让土地面积的0.13%，政府收取的土地使用费仅用于支付银行贷款利息都不够。深圳人终于意识到：端着金饭碗在讨饭。1987年9月8日，深圳以协议方式有偿出让第一块国有土地（现中航北苑所在地），成交价106万元，在新中国首开先河。

1987年12月1日下午4点，深圳会堂座无虚席——企业、银行、政府代表济济一堂，44家企业报名参加竞投（其中9家为外资企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国务院外资领导小组副组长周建南、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以及来自全国17个城市的市长都在现场，香港派出了21人组成的参观团，60多名海内外媒体记者共同见证。

拍卖师刘佳胜敲下枣红色樟木拍卖槌，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如期举行。经过长达17分钟的轮番叫价，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总经理骆锦星以525万元的价格，拿下了这块8588平方米住宅土地50年的使用权。一槌定音，掌声如雷。

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一修改，奠定了中国城市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基石，中国房地产业从此迈入跨越式发展的新时代。

历史功绩：他的任期，改变了深圳的版图

罗昌仁口述（《深圳口述史》2014年）：

“我在任期那几年，除了这‘第一高楼’外，还建了3个工业区（罗湖、上步、八卦岭）、2个仓储区（清水河、笋岗）、24个住宅区、8大文化设施（博物馆、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深圳大剧院、新闻中心、深圳市电视广播中心）、36所中小学、深圳大学、5座市级综合和专科医院、1个海滨浴场、5个公园（荔枝湖、人民、儿童、洪湖、东湖）、4处园林景点（西丽湖、香蜜湖、银湖、石岩湖）、1个植物园、1座污水处理厂、1个直升机场……打通东部梧桐山隧道，建立西部妈湾港和筹建东部盐田港，确定黄田航空港的选址和论证。对于我而言，一生当中有这样一个机会去为改革开放事业打头阵、冲锋陷阵，是无上的荣耀。”

城区面貌从老城区的0.24平方公里扩展到中部和东西两端共达50余平方公里的现代化新城，深圳赢得了举世闻名的 “一夜城” 的美誉。整个深圳经济特区呈现出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好势头，也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语：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

历史由无数个偶然组成，一丝一毫的偏差都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当年罗昌仁没有选择继续支持滑模技术而导致其夭折，“三天一层楼”的奇迹不知又会首先出现在哪里，深圳的改革开放发展史又会如何书写？

历史长河中创新之人固然可敬，但能坚定地承担创新失败责任的人更是难能可贵。

正是有许许多多如罗昌仁一样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拓荒牛”，深圳才有了如今的高度。

一邀函，千人南下；四次试滑，三天一层楼；中国土地第一拍，改写中国土地史。而胡应湘等港商在基建领域的率先投资，则让“深圳速度”获得了更多的外部助力。罗昌仁把“深圳速度”刻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丰碑。而邓小平的两次南巡、万里的“允许犯错误”、谷牧的“派兵支援”，则让这面旗帜从深圳飘向了全世界。

罗昌仁还告诉记者：“有两件事对我的身体很有帮助，一是洗冷水浴，每天在冷水中腹部深呼吸100次，另一件是每天跑上几公里，都坚持了几十年。”此外，罗昌仁不抽烟不喝酒，生活有规律，还非常健谈。

资料来源：《深圳口述史》 · 《名人访谈·卓越传媒》· 深圳建筑业协会 · 中国一冶 · 2020年 · 深圳特区总体规划文献 · 央视新闻《百年瞬间丨新中国首次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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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梁昕

来源：耒阳市融媒体中心